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假期旅游，暂时逃离生活的琐碎，沉浸在远方的诗意中。但是如果出外旅游碰见合法权益被损害，会破坏美好的假期和期待已久的“远方”。 因此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也日趋重要。
旅游产业概述
旅游产业是名副其实的无烟囱“工业”、无校舍“教育”、无广告“宣传”、无会场“外交”, 也是世界各国都重视发展的经济产业, 在国民经济中有不可替代性，而另一方面各国旅游市场参差不齐，有些地方乱象频现，既损害了旅游者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整个行业良性发展。为此，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以规范旅游业发展，也成为各国经济决策中的重要一环。
什么是国家制度和制度质量
国家制度分为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文化传统、社会信任等是非正式制度，而正式制度一般包括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推崇自由贸易，但是同时也承认良好的国家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Little else is requisite to carry a state to the highest degree of opulence from the lowest barbarism but peace, easy taxes, and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ll the rest being brought about by 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
制度质量对经济的影响无处不在，也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之一。现有研究成果发现，制度质量对经济影响巨大，糟糕的制度质量，就像无形的壁垒阻碍经济的发展，而各国之间的制度质量差异也是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往往具有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健全的法律制度、透明和公正的司法系统、稳定的政治制度。而制度不完善，缺少了约束，容易产生腐败，增加成本。不完善的制度会影响契约执行，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
旅游经济和法律制度的现阶段研究
目前的相关文献主要研究非正式制度质量对于旅游经济的影响，而对正式制度对于旅游经济影响的研究偏少。关于法律制度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文献就更加凤毛麟角，即使有，也只是局限于法律制度的某一个方面。
现代社会，法律制度对于旅游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譬如，完善的法律体系会保障旅游合同契约的执行；合理的司法系统会在出现争议纠纷时，有效率地保障旅游者的权益；健全的法制管理和执法能力维护社会稳定，为旅游业创造条件，等等。相关的各国比较研究也停留在例如人权，经济自由，民主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上，并未涉及对各国法律制度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
法律制度的全面量化
法律制度方面的文献偏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仅仅对大陆法和案例法的划分，已经不能满足对法律制度深入研究的需求。Gwartney, Lawson, and Hall (2018) 提供了一个细致全面的法律制度指数，囊括了评价法律制度的九个维度：i）司法独立，ii）公正的法院，iii）保护财产权，iv）军事干涉法治和政治，v）法律制度的完整性，vi）合同的合法执行，vii）出售不动产的监管成本，viii）警察的可靠性，ix）犯罪的商业成本。这些变量的指数值，衡量法律制度的效率和财产权的安全，也调整反映了法律待遇的性别不平等。另外，此指数系统全面衡量各国法律机构质量，为进行各国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
数据与模型分析
在本文中，我们研究了法律制度和产权保护对入境旅游的影响，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我们收集了1995年至2015年期间152个国家的数据集。因变量是游客人数（以百万计）（即入境旅游），相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2019年）。我们还使用了另一个入境旅游指标 — 国际入境游客的旅游收入（百万美元）（世界银行，2019年）。
根据以前的文献，我们还考虑了各种控制变量。具体而言，我们考虑宏观经济指标等，例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现在的美元）、名义汇率（官方汇率为每美元的本国货币）、和（名义上的）贸易开放度。这些数据来自WDI数据库。我们还考虑了地理控制变量，例如海岸线（km）、陆地总面积的海岸线、是否内陆国家、总土地面积（km2）和总面积（km2），这些数据来自中央情报局（CIA）数据库里的世界概况书 （World Fact Book）。所有这些变量都取自然对数形式。最后，我们考虑世界遗产的数量，因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因此也可以成为入境旅游的重要推动力。世界遗产名录的相关数据是来自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我们首先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运行回归方程，并且运行“robust Hausman test”检查了一致性。在某些情况下，固定效应模型会忽略旅游变量具有不变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又采用了Hausman和Taylor（1981）方法（HT）。简而言之，我们实施固定效应和HT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处理估计中潜在的“遗漏变量偏差”。
此外，固定效应模型假设“严格的外生性”。但是，数据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会破坏严格的外生性假设。我们因此应用Arellano和Bover（1995）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系统GMM模型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另外，我们也加入了几项稳健性检查并分析了不同发展水平的各大洲的国家经济。我们的基线结果非常稳健。
结果分析和政策指导意义
我们结果证实，在法律制度较完善和产权效率较高的国家，法律机构可以迅速而合理地保护所有个人的公民权利和财产，避免遭受侵害。因此，增强个人明确的产权（特别是外国人）可以成为促进入境旅游的重要政策工具。目前的文献实际上并没有建议游客在选择目的地时考虑法律制度和财产权，但如果加强制度质量可能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总的来说，结果支持效率更高了法律制度和财产权可以成为提供旅游业发展可持续性的重要政策工具的假设。
具体而言，更高的司法独立性和更强的合同执法力度，对限制不动产销售的放宽，以及较低的犯罪和军事干涉成本都会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同时，研究发现，低收入国家如果进行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获得的潜在收益将比较高收入国家（经和组织成员）更大。
针对具体的法律制度，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改进建议。譬如，改善司法体系是完善法律制度的一个方面。较高的司法独立性有助于更有效地解决游客和旅游公司面临的冲突和法律纠纷问题。具体改进举措之一是增加司法工资，以吸引受过良好教育的诚实的律师。但对于资源稀缺的贫穷国家来说，代价过于高昂。这种情况下，各国可以尝试改变司法人员福利待遇的结构。譬如如果法官因不作为而被免职，那么将不会继续享有法官的福利和退休金，以此来激励法官认真工作。另外也可以考虑建立判决小组来做司法决定，而不是让法官独自做决定。
再譬如，在合同执行力度较高的国家，当游客被侵犯合法权利的时候，获得赔偿损失的过程更为顺利。因此政策制定者可以制定一些规则制度，对旅游季节中的某些争议进行仲裁，以避免冗长的司法程序，或规定判决的获胜者在提起诉讼当日就有权获得损害赔偿，因此绕过繁琐的司法讨论。
在低收入国家进行法律制度改革，可以选择改善现有的低效率管理机构，而不是进行大规模制度升级，因为后者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过高。我们建议较贫穷的国家可以向法律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学习，直接引进采用别国良好的法律结构，然后调整以适应本国习俗，而不是完全从头建立一套制度机构。这样会更加适合低收入国家的现状，改善法律制度发展旅游产业的同时，又节省了时间金钱。
